谢觉哉家书中的家教与家风

　　1945年12月15日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，“延安五老”之一的谢觉哉参照《沁园春·雪》的韵律，写了一首幽默风趣的《沁园春·为诸孩》：

　　三男一女，飞飞列列，定定飘飘。记汤饼三朝，瞳光灼灼；束脩周载，口辩滔滔。饥则倾饼，倦则索抱，攀上肩头试比高。扭秧歌，又持竿打仗，也算妖娆。

　　一群骄而又娇，不盼他年紫束腰。只父是愚公，坚持真理；子非措大，不事文骚。居新社会，学新本事，纵是庸才亦可雕。吾衰矣，作长久打算，记取今朝。

　　浓浓的父爱，殷殷的期望，洋溢在字里行间。谢觉哉家庭和睦，儿孙满堂，除了词中提到的“飞飞列列”（谢飞、谢列）、“定定飘飘”（谢宏、谢飘），还有谢廉伯、谢子谷等儿女。谢觉哉既喜欢和疼爱孩子，又严格教育他们，在家教、家风方面堪称楷模。这一点，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一封封家书中，有着生动而深刻的体现。

　　重视学习，崇尚知识

　　1952年1月1日，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、女儿谢冰茹的信中说，虽然“私人的信，很少写”，但是“你们如有学习上困难问题，经过考虑还得不到解决的，如来问我，可能给你们答复”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谢觉哉对子女学习的重视。

　　谢觉哉自幼酷爱读书，善于写作，并在1905年考上中国科举最末一代的秀才，但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时刻保持学习的精神，做到随时随地认真学习。1953年8月7日，谢觉哉致信孙子谢金圃，就学习问题指出：“自学是最好方法，有些科学，难于完全自己学到，但一般文化、常识，没有不可学到的。但也不要性急，要一点一滴的累积。农村的先生多，广大劳动人民是你的先生，报纸书籍是你的先生，问题只在你自己肯学肯想。”1961年4月，谢觉哉致信谢宏、谢飘等人说：“经验知识是无穷尽的，只要用心，随时随地都可学到东西；只要虚心，别人的、书本上的经验知识，都可变为自己的经验知识。”25日，谢觉哉又给他们写了一封信，提出“会说会写，是做任何事情的工具，一定要学会掌握这个工具”，并再次强调“父母教导是要的，但主要是靠自己学，靠向老师及其他的人学”。

　　尊重劳动，自力更生

　　谢觉哉对体力劳动十分重视，对工农劳动者十分尊重。1951年5月25日，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廉伯、谢子谷等人的信中，严厉批评他们在来信中“从未提到如何生产，只是叫苦，说困难，要我帮助”，说他看不到他们“有志气、有计划地创造自己的前途，就要生气”。批评之后，谢觉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说理，指出他们错在“劳动观点尚不浓厚”，“仍想过不劳而食的生活”。因此，必须深刻认识到，“土改是打倒几千年来封建剥削的地主阶级的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运动，不但是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摧毁它，同时也要从思想意识改造它，土改后不再容许依靠封建剥削致富，而应该是勤劳致富”。

　　在这封家书的最后，谢觉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：“你们不要再犹豫了。除老、小、残废不能劳动的外，其他都要劳动。”谢觉哉多次提出，要纠正看不起农业劳动者的错误认识。1953年8月7日，他在给谢金圃的信中，建议他找爱人时“要找就得找个能劳动的农家女子，挑得起放得落的，识不识字是次要的”。1955年12月14日，谢觉哉致信在湖南宁乡做小学教员的侄女婿吴岂凡，要求他“鼓励中小学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，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，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，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”。

　　谢觉哉还注意从身边小事树立孩子们的劳动观点。1961年2月28日，他致信谢宏、谢飘等人，说你们能够认识到“妈妈够累了”这一点是进步，但应更进一步，思考“怎样使你妈妈不这样累”，并指出：“你妈妈累的事，很多你们都能帮助做或代替做，不要等人叫你做才做，而是人不要你做也争着做，这样做才有趣味，才能学到知识。”

　　锻炼思想，力求上进

　　谢觉哉格外重视孩子们的思想改造问题，为他们的进步感到欣慰，对他们的缺点严加管教。1951年1月27日，他在给侄女谢谦芳、侄子谢茂杞等人的信中说，自己喜欢看到他们关于“思想改进想做番事业”的来信。同时教育他们不可骄傲自满，要“从艰苦的过程中，得出隽永的味道”，像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，到达了黄河渡口，才算过关。“如果过关后感到松劲，那是‘偷关’，不算过关，以后遇着关会过不去。”因此，“必须锻炼身体与精神，服从组织，力求上进，老老实实，讲到哪里就做到哪里，你们的前途才是无限的。不然的话，也许碰着平阳的关也闯不过去，碰着一员裨将也斩不下来”。

　　1952年1月1日，谢觉哉在给儿子谢子谷、女儿谢冰茹的信中，再次谈到思想改造的问题。勉励他们要有上进心，不要向困难低头，“进步中的困难，可以克服，且克服一次，必然有新的局面，你的人生观也会跟着进步”。

　　对待孩子们的入党问题，谢觉哉更是严肃认真。1961年2月28日，他致信谢宏、谢飘等人：“入党不只是组织上批准你入党，而是要你自己总想行动像个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人。你们已读过不少关于共产党典型事迹的书籍或戏剧，你们自己可检查一下，如果有只顾自己，不顾别人，不无私地帮助人，团结人，学习、劳动、工作上有缺点，不能艰苦朴素等，就要下决心改正，因为这是和共产党员不相容的。望你们依照你们自己定的志愿好好去做。”1962年3月8日，谢觉哉又一次在信中教育谢宏、谢飘等人：“我们是共产党人，你们是共产党的子女。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，要帮助广大人民能过好日子，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。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，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应该感到不安，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。”

　　坚持原则，不搞特权

　　谢觉哉一生，不谋私利，廉洁奉公，艰苦朴素，甘做人民的公仆。“为党献身常汲汲，与民谋利更孜孜”，延安时期人们向谢觉哉祝寿时所说的这两句话，正是他崇高品格的真实写照。谢觉哉严格要求自己，教育子女不要有特权思想，不要把他视为旧社会的官老爷，更不要做“少爷”的美梦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与谢觉哉分别多年的谢子谷、谢廉伯，想从老家湖南到北京去看望父亲。1950年1月21日，谢觉哉在给他们的信中说：“儿子要看父亲，父亲也想看看儿子，是人情之常。”但要等一等，因为这时候“你们很穷”，“筹路费不易”，来到北京，“我又要替你们搞住的吃的，也是件麻烦事”。待到秋收后，光景好一些，再来不迟。谢觉哉还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‘焦官’。是的，‘官’而不‘焦’，天下大乱，‘官’而‘焦’了，转乱为安。”他以诗言志：“你们说我做大官，我官好比周老官（奇才大老官）。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。”所谓“焦官”，意思就是不挣钱的官。而“周老官”是谢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。不仅说自己是“焦官”，还自比为普通的农民，可见谢觉哉的良苦用心。

　　1960年3月，谢觉哉致信女儿谢群英等人时，谈及外孙姜忠调动工作的问题时，明确表示：“我不知道可不可调，如果可调，姜忠可以自己请求，如不可调，那旁人说也是空的。不要认为地位高的人可以说情，这是旧社会的习气，早已经不作兴了。”

　　  （摘编自《党史博览》2017年第4期 王兵/文）